下图是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位烈士牺牲前的留影，他们牺牲那天是1950年6月10日。他们在特别军事法庭被审判完、写完简短遗嘱，就立即被送到了台北郊区马场町行刑。
1950年6月10日，台北郊区马场町刑场，四声枪响划破了沉闷的空气。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位烈士倒在血泊之中。从特别军事法庭宣判死刑到执行枪决，前后不过几个小时，连像样的告别都来不及。他们只在审讯笔录的空白处草草写下几句遗言，就被宪兵押上了开往刑场的卡车。
这一切来得太快，但祸根早在几个月前就已埋下。
1949年8月，朱枫受中共华东局派遣从香港赴台。她的任务是联络潜伏在国民党高层中的情报人员，获取台湾军事防御部署。临行前，组织上给了她一个接头暗号和两个联络对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时任“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中将。
吴石的身份非同小可。他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在国民党军界资历深厚，抗战期间担任过第四战区参谋长，1949年随国民党撤退台湾后出任参谋次长，掌握着大量核心军事机密。
鲜为人知的是，早在抗战后期，吴石就已经与中共建立了秘密联系。他选择这条道路，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看透了国民党的腐败，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朱枫抵台后，通过吴石的副官聂曦与吴石接上了头。从1949年11月到1950年1月，吴石陆续将包括《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沿海兵力部署、各军师番号驻地等绝密情报交给朱枫。
这些情报被藏在朱枫随身携带的化妆品盒和点心匣子里，分批通过地下交通线送回大陆。据说其中一份关于舟山群岛防御的情报，直接帮助解放军调整了渡海作战部署。
陈宝仓的身份则更为隐蔽。他当时挂着“国防部”高级参谋的衔，但实际上也是中共地下情报系统中的一员。他与吴石相识多年，两人在军中素有往来。在台湾期间，陈宝仓借助职务之便，协助吴石核实和补充了一些军事情报的细节。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50年1月底，中共台湾省工委被破坏，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后很快叛变。蔡孝乾的供词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牵出了大量地下党员和联络关系，其中就包括朱枫。朱枫察觉异常后紧急离开台北，潜往舟山方向试图从海路撤回大陆，但在舟山被国民党军警截获。
吴石的暴露则更为戏剧化。1950年3月，国民党保密局在搜查朱枫住处时，发现了吴石签发的特别通行证。这张通行证原本用于朱枫在台湾各军事区域之间通行。证据确凿，吴石随即被逮捕。紧接着，陈宝仓和聂曦也先后入狱。
蒋介石对吴石案极为震怒。一个“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居然是共谍，这意味着国民党在台湾的军事底牌几乎透明。蒋介石亲自批示“从严从速处理”。案件由“国防部”军法处负责审理，所谓审判，不过是走一个过场。
1950年6月10日上午，特别军事法庭在台北开庭。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人被带上法庭时，面色平静。据说吴石在庭上只说了一句“我做的事我自己负责”，便不再开口。
判决书早已拟好，死刑立即执行。审判结束后，宪兵给每人一张纸，让他们写下最后的话。吴石写下的是他早前在狱中作的一首诗的末句：“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朱枫的遗言更为简短，大意是嘱托组织照顾她的家人。陈宝仓和聂曦只留下了姓名和日期。
下午，四人被押赴马场町。据在场的《中央日报》记者后来回忆，朱枫在被押上刑场时曾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吴石则始终沉默，只是抬头望了望天。行刑时，四人并排而立，背对枪口。枪响过后，马场町恢复了平静。
吴石就义时57岁，陈宝仓50岁，朱枫45岁，聂曦最年轻，只有33岁。
这桩案件在台湾引起了巨大震动。此后国民党在台军中进行了大规模“清洗”，数以千计的人受到牵连审查。而在海峡对岸，吴石等人的事迹长期处于保密状态。
直到1973年，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吴石后人时才公开表示：“吴石同志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他的牺牲是革命的重大损失。”随后，吴石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朱枫的烈士身份则在1951年就已确认，但她的遗骨直到2010年才从台湾运回大陆安葬。
马场町刑场如今早已不复存在，原址上建起了青年公园。只有一块不起眼的纪念碑，记录着1950年代初期在那里倒下的人们。四位烈士的名字，和那段被尘封许久的历史一起，在两岸关系跌宕起伏的70多年间，始终没有被人遗忘。
他们用生命换来的那些情报，其军事价值或许早已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股票配资平台配资网，但他们所选择的信仰和为之付出一切的勇气，却成了一道无法磨灭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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