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中深学笃行正确政绩观⑤
干部考核是引领干事创业的“指挥棒”，也是衡量政绩的“度量衡”。拿什么衡量政绩，关乎干部的履职心态和政绩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提高考评针对性和科学性，防止出现‘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恶性循环。”这些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健全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校准政绩观、加强科学管理指明了方向。
科学的政绩考核，从来不是“一把尺子量到底”，必须与行业职能深度融合、与客观规律同频共振。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重要的就是学思践悟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实事求是、遵循司法规律，把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一新时代新征程检察履职办案的基本价值追求真正落实到位。因此，衡量检察政绩的“指挥棒”，必须指向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全面提升法律监督质效，创造让党和人民满意的检察实绩这一根本目标上。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现实中，各地、各级检察机关发展基础、条件、环境千差万别，各种案件类型、重点办案领域差异较大。用一组指标、一个标准、一套数据评价各地检察履职优劣，既不科学，也不全面，更不合理。正因如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决策部署，坚持严格依法、实事求是、遵循规律，作出“一取消三不再”决定，提出一体抓实“三个管理”、构建检察大管理格局。一系列重要部署，目的就是不让检察人员为数据所困、为考核所累，把注意力和主要精力聚焦到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和案件每一个环节上。
在新部署新要求下，检察履职办案的导向发生根本转变，从过度依赖数据排名转向注重高质效办案。但也要清醒看到，实际工作中仍存在认识有误区、落实有差距的问题。有的检察机关落实“一取消三不再”力度不强、措施不实，没有走出单纯依赖数据管理的惯性思维，仍然执着于数据指标、考核排名；有的检察机关没有彻底扭转管理观、数据观错位，虽然不“卷”数据了，但转而过度投入到竞赛评选、模型建设等新“赛道”，搞变相的隐性考核，增加基层不必要负担；有的检察机关因地制宜优化检察管理工作还不扎实，相关配套制度不完善，在案卡优化设计、智能辅助办案等方面存在短板，在案件质量检查评查中存在“一刀切”、流于形式、层层加码等问题。这些问题，说到底是没有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与考核应服务于“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导向背道而驰。
“数字政绩”不等于检察政绩，更不等于民生实绩。衡量检察人员政绩好坏、评价法律监督质效高低，从来不是看“卷”数据的结果，而是办案的实际成效。检察政绩，事关人民群众司法获得感，尤其要注重那些“看不到”却利在长远的“潜绩”。案子办得扎不扎实，群众的法结心结有没有解开，急难愁盼有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这些才是检察政绩真实、过硬的标尺。我们否定“唯数据论”“唯考核论”，并非否定数据和考核本身的价值，而是要通过科学管理，让数据真正成为丈量正义的鲜活尺度，让考核真正成为推动高质效办案的动力。
校正政绩观，既需思想自觉，更需高水平管理。“一取消三不再”不是不要数据，更不是不抓管理，而是对管理的要求更高了、更细了、更严了。各级检察机关要严格遵循司法规律，坚决杜绝“数字攀比”“数据美容”“数据注水”等政绩观错位问题，既防“注水”，又防“躺平”，严防“造假”，持续抓实“三个管理”，把“有质量的数量”和“有数量的质量”统筹到更加注重质量上来。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强化法律监督、提升办案质效、减轻基层负累等导向，着力构建高质效办案的法律制度体系、评价标准体系、操作规范体系、科学管理体系、责任落实体系，统筹运用办案质效分析研判、案件质量检查评查、司法责任追究、检察人员考核评价等举措，进一步强化检察科学管理，持续增强检察管理的正向推动作用。
干事创业，靠的是实干，拼的是担当，凭的是本事，来不得半点虚浮。各级检察机关要真正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破除“唯数字”“唯排名”等错误倾向，因地制宜抓好科学管理，更好以高水平管理保障和促进高质效办案，引导检察人员自觉在本职岗位上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以实打实的检察业绩交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检察答卷，不断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推向深入。
（来源：检察日报·要闻版 作者：简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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